道光《遵义府志》书影

从郑珍的诗，看《遵义府志》修志风波

晚清赴京赶考路上那个苦闷纠结、强烈想家的郑珍，让我感到亲切。我想起了30年前念大学时，每到开学返校就在离家的火车上肝肠寸断，每到放假就为能回家而欢天喜地的自己。幸福感，并不都要在背井离乡“做大做强”后才能获得，这一点我在这位相隔一两百年前的先贤身上得到印证。更让我感到亲切的，是即便郑珍又厌恶科考又想家心切，却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踏上长途赶考之路——“十年不作科名想，一堕仍为牛马身”，这份无奈纠结，放在哪个世代都是人生常态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当我为了写作“读方志 行贵州”栏目稿件来到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沙滩村，我手头的参考书目之一是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戴明贤先生的《子午山孩——郑珍：人与诗》。今人多不知这位生长于19世纪贵州山乡，大半生穷愁潦倒的贵州遵义人，而正是他的诗，被研究清诗的权威学者们誉为“清诗冠冕”。“清诗三百年，王气在夜郎”，郑珍的《巢经巢诗》也是其中的“实力担当”。

郑珍和莫友芝同为“沙滩文化”代表人物的一对好友，共同编纂了被梁启超誉为“天下第一府志”的《遵义府志》。这让我在读郑珍的诗时又体会到了另一层欢乐，那就是从他那些“诗体日记”里找寻有关修志的“幕后花絮”。比如遵义知府平翰与郑珍商量编纂《遵义府志》时，郑珍兴奋地在诗里写：“公能念图志，山川感嘉腆。此虽百和羹，成味非一脔。父母苟作文，子弟争繙典。地高声易呼，袖长舞方展。请遂导先路，兹事有人践。我怀崔慰祖，事事皆愧腼。”大致的意思就是给知府大人手工点赞，并强调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，由手头有权的人来召集更容易操作。大家参与，多方汇集，官方倡导，就能落实到位。

等到这事正式启动，郑珍住进郡属里的来青阁，开始与莫友芝一起修志，工作难度顿时变得又大又具体——“想法”很性感，“落实”很骨感，世间“大事”，基本如此。一年将尽时，郑珍写诗进行“年度盘点”，在其中“吐槽”修志的艰难：“旧稿无一备，作者头脑乖。每每对之叹，不足为光辉。意欲与导源，人卑言易卑。终思竟此业，匪望千秋垂。使识汉郡县，不与苗疆侪。自尽后死责，职竞由人讥。”读这几句时，我几乎可以看见一个在修志时困顿又在写诗时疗愈的中年文艺男，面对着一大摊子工作，正在愁眉苦脸地数落：我浏览了一些前人旧稿，发现很不完备，而且作者头脑糊涂，每每令人摇头叹气。采录下来，不能为地方添光彩。也想追本溯源，认真梳理一通，又顾虑人微言轻，看法难被认同。但终于这样想：完成此事并不求垂之万世，只要让人们知道了解遵义的历史，就是尽了我们对先民的责任，别人的讥诮就随他去吧……

修志3年，《遵义府志》完工，全书48卷，共80余万字。郑珍诗里的“一榻来青阁，三霜古白田。丹铅销削布，文献付山川”，讲的就是蛰伏来青阁中，和古籍打交道3年，大量消耗笔纸朱墨，以及搜寻相关文献的辛苦。然而书稿完成后引起的讥评之多，抨击之烈，甚至一时间酿成轩然大波，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。于是懂得“服渐为人指，刀应善自全”——引来这种种非议，只能怪自己不懂得庄子说的“善刀而藏之”的道理。这是“多么痛的领悟”；也只有宽慰自己：“海澄何日见？世议皱眉听”——海水是永远不会风平浪静的，人海也一样，沸沸扬扬的议论，只有皱着眉头忍受。忍受当然只能忍受，不过还是有点越想越“鬼火撮”：“烽火通龙国，楼船断鲒亭。黄头方选壮，鸡肋愧刘伶”——而今海疆多事（鸦片战争），外国楼船驶进我们的内河，朝廷黄头军正需要壮士，而我这孱弱书生却像刘伶似的，别人挥拳打来，只能说：“鸡肋不足以安尊拳。”惭愧啊，惭愧啊…….

这些关于郑珍诗的翻译，我都是直接从戴明贤的书里搬来的。真正引发我兴趣的并非古诗品鉴，甚至也不是郑珍诗句里的《遵义府志》，我更喜欢在跟随地方志行走和阅读的这一路上，所看见的那些一脉相承又惺惺相惜的人。他们同时代或是跨时空，精神与情感的光辉总能交相辉映。

和沙滩文化结缘的老先生们

戴明贤一直说：“想写写郑子尹，是我多年的心愿。”子尹是郑珍的字，如今遵义会议会址所在的子尹路，就是以此命名。但戴先生心里装着的那个郑子尹其人其诗，跟他“名垂青史”的待遇没有关系。他说读郑子尹的诗，体会的是“感同身受的两难”，一边是与生俱来的对于乡居和学术的兴趣，一边却不得已往科举的“正途”上走，但终归没法为“应试”目的写些“套路”文章。“这个解不开的死结，犹如双马分尸，令他吃尽苦头。”乡居和文学艺术，或许也是戴明贤与生俱来的兴趣，他是在郑珍的著述中呼吸到了亲切的气息吧？他在书里又说“母亲和书，再加上挚友，构成郑子尹的精神家园。”亲情和书，以及挚友，不也是构成戴老精神家园的要素？还有他分析以郑诗的优质却未能广泛流传的原因，说其作为“一辈子僻居山乡的贵州寒士，足罕履通都大邑，友不交大佬权贵，知音唯三五挚友，传播仅府县之间”，成名的“地利”与“人和”一样不占，这对于信息渠道尚不通达时代的众多贵州文化人而言，岂不又是相通的境遇和感受？……我觉得我的这些揣测十有八九还是有道理的，所以戴明贤才会在《子午山孩》一书的自序里说：“这是一部写‘人’的文学文本，而且只是我一个人读出来的郑珍其人。”拨开岁月烟尘，一个不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人愿意在经年累月中慢慢靠近、感受和解读另一个人，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在另一个生命那里，看见了某部分的自己，或是理想中的自己。

这本《子午山孩》，也让郑珍和贵州文化人被更远处的睿智的眼睛所看见。邵燕祥原本对郑珍的诗也一无所知，看过这部“诗传”后说：“待读到最后一页，这位陌生的诗人，已经成为我声息相闻的近邻，忘年相交的契友，可以月下同游，可以花前对饮，可以雨夜联床，甚至是结伴奔波在逃难路上，可以相互倾诉共同的忧患和各自的悲欢，而不问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纪了。”谁说知己间的默契，只在真实的交往间产生。就像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首章开篇里所写的：“要了解一个死去已经一千年的人，并不困难。试想，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，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，实在嫌所知不足，要了解一个古人，不是又反倒容易吗？”相比苏东坡，郑珍死去不过100多年，从他的作品中所了解的他，也许倒比从真实言行所了解的身边人更靠谱。“归根结底，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，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。”我喜欢这个结论，以及不断印证着这个结论的他们。人间值得，正是因为终究有岁月和山河所阻挡不了的美妙。

这样美妙的相知和呼应，不止发生在文字间。遵义的李连昌老人是文史专家，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退休，主持过多部遵义志书的修编工作。工作之余，他30多年来致力于对遗落民间的清末黔北文化史料的搜集，遵义沙滩村更是搜访的重点。清末的沙滩地区，黎庶昌家的藏书一度达到6万多册，郑珍家也有2万多册。这些书后来被卖或是被焚，还有不少被沙滩一些人家收藏。李连昌坚持不懈地往返沙滩和其他各地搜访古籍，捐赠给各级博物馆和高校等相关机构的历史文献已达上千册。在他家见到他的时候，一批刚从日本购买的黎庶昌的藏书就放在家里，他掏出手机给我们看他微信添加的日本“二手书商”，近年很多黎庶昌藏书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购得的。每一本通过网上购买的古籍，他都把聊天记录截图留存。古书们当年流失得莫名其妙，但归乡之路却都走得明明白白。

李连昌和曾经的黎庶昌故居的看门人、沙滩黎氏第14代黎培礼成了朋友，他们约定，黎培礼只要发现哪里有书的线索，就要赶紧通知他。通过这位沙滩黎氏后人中的“卧底”，李连昌在沙滩人家寻访到不少旧时宝贝，并带它们重返世人眼中。其中珍贵的古籍当然是多的，我不怎么懂，但有一件他搜来的宝贝令我过目不忘——那是黎庶昌之父黎恺的墓志铭拓片，墓志铭的撰文者为曾国藩，墓志铭盖板书写者为李鸿章，墓志铭书写者为丁宝桢——这块由清代三位响当当的大人物联袂加持的墓志铭拓片，坐实了沙滩文化人和沙滩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力。

同时代的相知 跨时代的回响

《遵义府志》引发的轩然大波，在莫友芝的《答独山万全心书》中说得比较具体。他说：志稿会招致非议，原始意料中事，只没想到会是这种样子。遵义这样古文献匮缺的地方，我们为找一条有关古人的记载，要翻阅好多本书；想记载一件近时的事，要调查好几个月；发现一条线索，必得穷根究源。两个人专心致志，首尾数年，直到智尽力竭，觉得无可增补了，才交给誊录人抄写刻印，期待高明之士指漏摘瑕。但现在种种指摘，并不在这些方面。一是说：境内有蛮夷（少数民族），是地方的耻辱，志书写出来，岂不是故意羞侮家乡吗？一是说：民间的祭祀婚丧仪式，很多地方与古礼不符合，各地皆然，为什么不省略隐讳，而非要写出来不可呢？再有就是说：某人的传没有写到他的子孙，而另一某人的传却写到他的亲戚，这样分彼此论厚薄公允吗……

古代到当下，旧志又新志，方志被世世代代的人继续修编。《遵义府志》引发的口水战，让当年的郑珍和莫友芝感到“太委屈”。

两个在乡居生活里一起读书和玩耍的伙伴，一起干了修志这件大事，又一起委屈和无奈。郑珍和莫友芝这对好友，总让我想起那些一起成长、玩耍，悲伤时“话疗”排毒，心血来潮时谋划结伴“干大事”的朋友们。跨越时空的心有灵犀固然美妙，可亲可近的心手相牵更是实在。郑珍赴京应试归来，与已然动身北上的好友错过，于是把对好友的惦记放进诗中：“以吾念子衣枕寒，知子于吾亦悬悬”，一边担心朋友衣被单薄，一边相信对方也在将自己挂念。就像对他这句诗的回应，当这首诗还在托人辗转捎给莫友芝的路上时，莫友芝正好也写了一首《旅中有怀子尹，人便寄之》——这样的默契和感应，我们和意气相投的朋友之间，也发生过多少次，也为之有过怎样的惊喜和感动呢？莫友芝在诗的末句里说，自己骑着匹瘦马踟蹰异地，真是又可怜又可笑，活像戏子表演，根本不是真实的自己——相比互诉想念，我更被这样的表达打动。只有在真正的朋友面前，人才会示弱，才会愿意坦白自己内心的脆弱、迷茫、左右为难和自我否定。

围绕《遵义府志》和沙滩村，我越多了解，就拾起越多线头。这些线头，不仅是历史的“大事”，更是同时代或跨时代的人与人之间，那些精神世界的链接和情感世界的相通。已故的沙滩文化研究专家黄万机，其生前所写的《沙滩文化志》等一系列沙滩研究专著，几乎是如今人们了解沙滩文化时的“必读书目”。去年他辞世之后，他的女儿黄江玲在怀念文章里说：“我想‘沙滩文化’是他一辈子割舍不了情结，如果可能，我也会尽力以此为余生的研究方向，希望没有领会错阿爹的意愿。”血缘的延续中又有学术的传承，这真是双重意义的生生不息；黄江玲的外婆就是遵义沙滩黎氏后人，这又是可遇不可求的缘分。我一直以为沙滩文化人离我很远，但得知我去沙滩村，年轻的朋友索敏给我留言：“我奶奶，黎焕禄，黎氏12代。记得小时候和她去沙滩村，要去故居的话直接在大伯厨房后面拿钥匙。”还说“我爷爷从初中就要我们看关于黎庶昌的书，也经常和我们说起各种故事。”黄万机的书一直是她奶奶放在床头的读物。世界那么大，但当我因为一本方志去行走一个地方，了解一群人，竟然发现有这么多始料不及的线索，这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以及这么悠长绵延，看似微弱实则坚韧的呼应与传承。它们让时空仿佛缩小，岁月两端的情怀、学养、趣味与日常，并非天差地别，仿佛触手可及。

道光十九年己亥，34岁的郑珍和莫友芝、黎兆勋出游。“老去人事多，所乐在襟带”，郑珍说人老了厌烦人多事杂，只喜欢如襟如带的山光水色。三人坐船从乐安江游荡到禹门寺，寺里的老和尚趁郑珍略有醉意，向他们提议在岩石上写几个字镇风浪。于是郑珍和莫友芝攀上悬崖，在山石上留下了数行摩崖书，记录当日结伴玩耍的经历。今日的禹门摩崖，在岁月的侵蚀下字迹斑驳，个别字已然无法辨认。和刻在石头上的情谊相比，写在柔弱纸端的文字所传递的思想和趣味、所引发的相知与回响，或许更能化于无形，无惧时空。

来源：贵州日报

记者：舒畅

编辑：陈晶晶

校审：易丽霞 王雪峰

审发：邹晓风 王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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